风暴眼

中美不同的军事观念极有可能导致对台海局势的误判

• (美)克里斯托弗图米 美海军研究生院助理教授 毛翔 杨晓波 编译

一国的文化往往会对民众认识外部世界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就国际安全事务而言，民族的文化、心理影响也不例外。特别是在国家安全事务上，任何不被理解的举动或姿态都更有可能造成误判并酿成大祸。

中美关系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存在着极大的稳定性因素：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制度性的外交接触和在全球重要地区事务上的合作等等。但两国关系也面临着最严峻、最复杂的考验，也是所有大国中最有可能爆发现实战争的国家，引发两国冲突的导火索--台海问题始终是双方防务决策者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一旦双方因误判对方意图而爆发战争，则开战之日美军的伤亡人数极有可能超过当前伊拉克战争的美军伤亡总和（注：目前驻伊美军阵亡已超过4200人，受伤近四万人）。虽然国民党在今年5月的胜选使得岛内喧嚣一时的政治闹剧逐渐平息下来，而且在可预见的相当长时期内两岸交流也会逐步走向正常化，但是两岸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仍会继续压迫着各方的神经。从全球角度来看，台海仍旧是中美大国交锋的前线。

制胜理论的重要性

本文将所提及的战争观、军事文化和学说一并称为"制胜理论"，便于在战术层次上认识这种差异所导致的战争风险。这一概念包含了军事力量的基本构成、作战理论以及实战中的具体战法，不可避免地会涉及部分大战略方面的要素。简言之，这一总括性的概念就是如何赢得战争的理论。我们只专注于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尤其要强调军事理论、地缘因素和技术因素对误判的作用和影响。军事理论和军事学说更是文化传统在军事领域的自然延伸，不仅军队训练、作战决策都受制于它，政治决策更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更应受到重视。

冲突爆发前，军事理论和学说迥然相异的的两个当事国，频频以各自的军事、政治手腕互探对方的真实意图，这便构成了危机外交的鲜明特点。而对对方举动和施放信号的解读，也深受已方政治、军事文化观念的影响。对于两个处于冲突前奏、奉行不同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国家而言，先入为主地主观解读对方的政治、军事举动，而不是依据危机发生的具体环境，通常会导致误判。而这样的误判反过来又会使已方的策略升级并最终促成危机爆发。危机中的每一方都盲目相信己方军事体制和力量的优势，并坚信这些优势必将转化成战场上的胜利。

而对于两个奉行相似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国家而言，由于处于同一种军事文化环境中，解读对方施放的信号时就更容易理解对方的意图，因而只要危机还未发展到非用战争手段解决不可的地步，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因误判而导致的战争。进一步说，以军事文化和学说为主体内容的"制胜理论"差异越大，当事双方就越有可能对对方的行为产生误判，危机也就越有可能演化成战争。也可以说，这种差别的大小程度，决定了双方对各自力量的评估、对战争前景所持的乐观或悲观态度，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客观实际。

如果危机当事国的一方越不理解对方军事行动后隐藏的政治意图，则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也就越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在这种误判的环境中，军事手段往往背离了政治目的、甚至凌驾其上，战争自己的逻辑--无限制的暴力倾向将暴露无疑。

前车之鉴--中国出兵朝鲜

二战结束后的50年代，美国的"制胜理论"在战略层面上强调大规模使用战略轰炸和原子武器；在战术层面上强调战术空军、机械化部队的联合运用。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夺取全国政权，面对全球非敌即友的冷战格局可以说是非常的陌生。而新中国成立之初，其面临的朝鲜战争中的对手--美军，也完全不同于她在以往所遇到的任何对手。

但与美国所擅长的正规战争相比，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拥有超过30年的战争经验，长期与装备、兵力占据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侵华日军作战，而且总是处于极端恶劣的物质、地理环境之中，能在这种极端的逆境中不断成长壮大并夺取胜利的军队也总有其过人之处。这些经历也使解放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战争观念、军事文化和理论，毛泽东军事思想就是这一系列军事经验的集大成者。比如，毛泽东就对美国当时拥有的原子弹不屑一顾，强调正义的人民战争理论等等。当时解放军主要以步兵为主，其军事理论的设计和战术安排大多围绕着步兵展开，而美军也很快就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了两种军事文化和理论间的碰撞。

在陆战场上，中美两军的军事文化和理论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毫无相似之处。当朝鲜战争不可遏制地爆发后，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参战后，很快就突破了三八线，向中国东北边境推进。在美国看来，挟二战余威，在欧洲、太平洋战场上打败德日法西斯的美军没有理由在中国人的"虚声恫吓"中止步不前；在中国调集以第四野战军为主的解放军组成东北边防军后，他们仍然认为这是中国人虚弱的表现。

美国人忽视了中国的威慑信号--解放军步兵的大规模集结是即将展开重大军事行动的前兆，仍根据他们自己的战争经验看待中国迫在眉捷的出兵之举。美国人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中国人不敢真的出兵挑战最强大国家的军队；即使真的出兵，他们的表现也不会比北朝鲜人民军强多少，因此美国人使用了毫无成效的威慑手段--威胁使用原子武器并派遣战斗机"误轰"边境地区中国境内的目标。后来的史实证明，美国当时的判断完全错误，威慑也完全失效，中国不但大规模出兵入朝，而且还以自己的方式打败了联合国军，迫使美国在第一份没有打赢的停战协定上签字，达成了自己的战略目标。

但是，解放军在朝鲜战争中的惨重损失也使其在战后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观念进行了重新评估，使中国领导人重新认识了人民战争理论的某些局限。当麦克阿瑟叼着烟斗越过三八线时，中国就已置身事内，然而美国仍对中国部署在边境地区的重兵集团视而不见，视中国人通过多方途径传递的外交警告为儿戏。双方对战争的不同理解和制胜理论的差异，深刻影响了对各自力量的评估和战前的外交斡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基于二战期间的经验，苏联的"制胜理论"与美国类似，因此他们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与中国人截然相反，他们竭力避免与美军直接交手，而更倾向于打一场"代理人战争"。其实，美国人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以往的作战经历和纪录、特别是毛泽东主席的经历，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当年美军的窘境。遗憾的是，美国对毛泽东和解放军的判断还停留在对蒋介石和以往中国军队的认识之上，这种军事传统和理论的错位，以及由此产生的误判，加速了中美第一次军事对撞。

二战后的中美台海博弈  如果说中美两军在朝鲜战争中因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差异而导致的误判，主要在于中国两国在陆战观念上差异过大的话，那么中美两军在台海地区近半个世纪的军事对峙却没有产生什么大的误判，则主要是由于中美双方都遵循相近的军事理论和学说。与纯粹的陆战相比，在跨海作战过程中，海空军将担负更重要的角色，两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在这方面差异不大。双方都认识到海空军在阻绝陆军两栖登陆、后续补给支援等方面起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无论哪一方要成功达成预定作战目标，摧毁、瘫痪对方的海空力量都是要最优先达成的战术目标。与处于防御态势的美台相比，时刻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中国军队却因技术、国力和战略环境等因素，长期受制于海空军实力弱小所造成的被动局面，无法积极进取。这保持了台海地区超过60年的和平。直到今天，台海地区的海空力量对比才稍稍向大陆方面倾斜。

这并不是说台海两岸半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危机，只是当每次危机爆发后，双方因持有相似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对各自实力和对方意图的评估更趋近于真实，因而有助于双方更清晰地评估战争前景，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误判。即使在双方距爆发战争最近的几次危机中，美方鉴于朝鲜战争中解放军的出色表现以及无法在短期内集结足够的兵力而诉诸于政治解决；而中方有感于美军强大的海空力量也做出了与美方类似的判断，从而维持了长期的冷和平。

从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差异角度分析上述几个政治性极强的局部冲突事例，丰富了我们对这些重要危机事态的认识。可以说，对抗双方的这种差异越小，则导致误解、误判和过度自信的概率就越低，危机、战争的发展就越易受到理性的控制；反之，危机演变成战争后，一方的军队往往会惊叹于对手的作战能力，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当代中美两国制胜理论的比较

总体说来，美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建立在先进的军事技术之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美军以先进的军事技术为牵引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战争。这几场战争中，每次美军所采用的具体制胜理论和军事学说都略有不同。但总的说来，美军主要依赖其技术优势，集结压倒性力量，在战争初期向敌人作战体系的关键重心发起攻击。美军近几十年来的军事理论和学说，比如，机动战、空地一体战、五环理论、OODA循环、快速决定性作战、战略瘫痪论和网络中心战理论都鲜明地体现了上述特点。美军的军事理论和学说的核心就是先进的军事指挥控制系统、空天侦察预警系统、快速的全球力量投送和广泛的军事、政治结盟。其次，美军参与的近几场典型战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初期"震慑行动"空中战役和向伊首都地面推进的"奔雷"行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1990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等，都体现了美军的军事理论和学说越来越强调将敌国非军事基础设施作为打击目标的趋势。

对五角大楼的防务决策者来说，要确保美军"制胜理论"永远有效，就要确保美军拥有比潜在对手先进得多的作战飞机、精确制导弹药和先进的C3I系统。

如今，美国空军率先开启了隐形化趋势，拥有全球独一无二的F-22、F-35、B-2隐形机群；海军则将12艘巨型核动力航空母舰看作未来海上力量投送的核心，其舰载F/A-18E/F战斗机甚至比一些中等国家的空军还要强大；陆军则正由传统重装型陆军向轻型化陆军转型，M1A2重型坦克、M2A3布雷德利步战车和"斯特赖克"轮式装甲车构成了它的主体；海军陆战队则拥有堪比航母的大型两栖攻击舰和MV-22鱼鹰倾转翼飞机。当前，随着技术的发展，核武器日益小型化、轻型化，这也使美国对核武器的态度较冷战时期有了变化，更倾向于在常规实战中使用第三代、第四代核武器。

对中国而言，实现国家统一、遏制台湾的独立倾向是推动中国军事理论和学说发展的源动力。但对中国的决策者来说，解决台湾问题肯定会触及美国的利益，因此，考虑在美国强力介入下的军事行动就成为解放军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具有强烈的指向性和针对性，不仅如此，中国的核战略部队将担负着比美国同行们更重要的角色。

中国目前的军事理论和学说揉合了众多军理论，既有毛时代人民战争理论的影子，又包含了美军在伊拉克、科索沃战争中的高技术战争思想。然而，又不能将此视为简单的综合。各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谋求的是一种不对称的军事能力，以抗衡美军在传统高技术战场上的技术优势，针对的正是美国军事系统的软肋。中国力求在台海发生冲突后威慑美军的介入；如果威慑失败，则凭借这些能力让美军付出足够的代价。比如，近期在解放军军事理论论述中频繁出现的"撒手锏"武器和战法，就是这一战略的明证。

在解放军传统的军事文化、理论和学说中，技术和武器一直处于"形而下"的地位，然而最近却得到了显著提升。冷战结束特别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后，中国深感传统军事理论和学说已无法适应新形态的战争，于是大量从俄罗斯引进较先进的武器装备，上世纪90年代以引进苏-27为代表的空军装备为主；2000年以后则主要以海军装备为主，4艘"现代"级导弹驱逐舰、8~20艘"基洛"级柴电潜艇的引进就是例证。如果说苏-27的引进是为有限地补充空军战力的话，那么装备着SS-N-22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现代"级和有"大洋黑洞"美誉的"基洛"级潜艇，则完全是为穿透美军航母的多层防御圈而准备的。这两种海军装备中，"基洛"级潜艇对美军造成的影响远大于"现代"级驱逐舰，甚至比传闻中的解放军海军航母更令美军恐惧，对美军及其东亚盟友带来了一系列战略性难题。

在解放军空军和二炮部队的装备序列中，与"基洛"级潜艇性质相似的则是苏-30战机和各类射程的弹道导弹。苏-30战机拥有远程交战能力，能携带俄制大型远程超音速反舰导弹，是攻击大型海上编队的利器；而中国部署在南部的各式弹道导弹不仅能让台湾经历炼狱般的火海，而且部分中程弹道导弹还被改装成"航母"杀手，令美国的任何干涉行动都得三思而后行。除此之外，中国进展迅速的太空军事能力也令五角大楼寝食难安，先不必说中国去年的反卫星试验，就是近年来每次"神舟"飞船飞行时的滞轨舱段，若携带可再入轨道的核弹头的话，都能让美国耗资无数的导弹防御系统彻底失效。而隐藏在中、西部山区中的洲际导弹则构成对美国核威慑的又一坚实后盾。

解放军为解决台湾问题，应对美军大规模介入而谋划的上述作战能力，形成了一整套名为"反介入战略"的军事理论和学说，意在阻止美军利用靠近中国东南沿海的军事设施和基地，妨碍中国在台海的军事行动。因此派遣航母是危险的，要是派出海军陆战队上岛协防将会更加危险。

与上述对美军装备拥有不对称优势的装备相配套的是一系列的战术和战法。在这方面，解放军指挥人员也认同了美国同行的观点：在战争初期就对对手作战体系的关键重心主动发起攻击。事实上，解放军采取"反介入战略"正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和理论的体现，中国人显然是要在海空战场的战术层次上谋求彻底击败美军的战争能力。相比之下，在相同环境下只具备使美军有所忌惮的战争能力，对美国所产生的心理影响会大不相同。

虽然在整体战术层次上，中国并不追求完胜美军的能力，但在战略层次上却致力于发展全面的能力，完全超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但中国在这两个层次上所作的努力也是有所关联的，解放军的核战略就是"反介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64年研制成功核武器以来，解放军核理论和学说的发展一直非常缓慢和保守，始终信奉最低限度威慑战略。但这一趋势在近期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去年年初进行的反卫星实验、一系列空间飞行项目和地基军用激光武器致盲卫星的试验项目，都表明中国在战略武器方面的发展进入了活跃期。这些能力虽然无法直接挑战美军的海空作战力量，但对美军军事理论和学说所依赖的中心环节和"倍增器"--卫星通信、情报收集和指挥控制系统，却构成了重大威胁。解放军在战略层次所做的这些努力，美国都比较欠缺。美军上一次击毁空间卫星的试验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虽然近期从一艘"宙斯盾"战舰上发射反卫星导弹击毁了一枚失效的间谍卫星，但这也只是对中国试验的应急性反应。

至于核武器方面，中国始终没有放弃对其过时的核武库进行现代化。随着新一代公路机动、固体发射的洲际导弹进入解放军现役，中国的第二次核反击力量将得到更新和加强；除了陆基核导弹，解放军还在近期投入了最新型的094型战略导弹核潜艇，它装备了精度更高的巨浪2型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在中国核部队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核理论和学说仍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与上世纪60、70年代一样，仍然奉行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战略。但是，如果只根据中国政府公开的政策宣示就轻言中国核力量只是用于最终的威慑，那也未免过于天真了，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的核战略是中国在台海"反介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得说来，近年来中美两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差异，不会比半个世纪前中美在朝鲜半岛首次交手时小多少。华盛顿在部署和投射力量时倾向于在特定时间内保持对特定区域的主导性控制，而不是发起一连串快速打击以求震慑潜在对手放弃预定的战略目标，而后者正是中国近期所追求的。而这种差异极有可能在中美对峙台海时导致对对方意图的误判。（《现代舰船-军事广角》2009年刊载）

1937年12月，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人被无辜夺去生命，这其中也包括有数万曾手握武器的中国军人。这些军人没有在战场上阵亡，却死于屠刀之下，缘何如此？这一切都应归因于1937年12月12日南京保卫战最后那场失败的撤退行动。此次撤退由于大批国军高级将领提前逃跑，守军司令唐生智撤退安排怀有私心以及部分部队提前撤退，导致守军在撤退中几乎完全丧失指挥，陷入极度混乱。10万守军大部因此也没有成功突围，而是在彻底绝望后被日军成批俘虏。首都保卫战最后以这样的方式落下帷幕。
本专题绝大部份文字出自由郭汝瑰和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1907年9月15日－1997年10月23日），又名郭汝桂，中国重庆铜梁县人，曾为民国时期国军中将。郭汝瑰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此后他历经十年先后在黄埔军校、日本士官学校、陆军大学学习，接受了全面的军事教育。1937年5月郭汝瑰担任国民革命军第18军第14师参谋长。抗战爆发后，郭汝瑰随所在部队参加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经历了南京战役全过程，并在前线与日军的战斗中表现较为优秀。此后他又参加武汉会战和长沙第三次会战，因表现优秀逐步升迁。抗战结束后他又历任国军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国军第22兵团司令、并两次出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领第72军起义。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在淞沪会战中失利，上海被日本占领。中国方面就此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300余千米的首都南京的保卫作战。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令第八号》“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克敌国首都南京”，这标志着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南京保卫战打响后，蒋介石先后调集15个师10余万人参与南京守城战。然而此时参与南京作战的国军各部队不管是兵员素质还是士气已与淞沪会战之时不能相提并论，部队战斗力严重下滑。南京保卫战开始后，日军三路进攻势如破竹，南京外围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很快日军就突破南京外围一线防御阵地。12月9日，日军进抵南京城下，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
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对对松井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于当日下达了“卫参作字第３６号”命令作为回答。内容为：
“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７８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企图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死战。
１２月１０日，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３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９日更为激烈。特别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日军直接进攻城垣，所以形势尤为严峻。卫戍司令部急令第８３军的第１５６师增援光华门、通济门城垣的守备，并于城内各要点赶筑准备巷战的预备工事，同时将第６６军由大水关、燕子矶调入城内，部署于中山门及玄武门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另以刚刚由镇江撤入南京城内的第１０３师及第１１２师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负责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阵地的守备。当夜，第１５６师选派小分队坠城而下，将潜伏城门洞中的少数日军全部歼灭。雨花台方面，日军２个师团主力和步、炮、坦克及航空兵协同攻击，将第８８师右翼第一线阵地全部摧毁。残部退守第二线阵地。当晚，日军第１８师团占领了芜湖。
１２月１１日，日军第１６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紫金山及其以南地区，教导总队坚决抗击。激战终日，日军毫无进展，惟其右翼部队攻占了第２军团防守的杨坊山、银孔山阵地，进至尧化门附近。日“上海派遣军”为使其第１６师团进攻容易及适时切断守军的东退道路，又从正在镇江等船渡江的第１３师团中调山田支队（第１３师团兵步第１０３旅团长山田指挥的步兵３个大队、山炮兵１个大队），从第１６师团右翼加入战斗，向乌龙山、幕府山炮台进攻。日军第１０军的第１１４师团及第６师团主力继续攻击雨花台。第８８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守军被迫据守核心阵地。日军第１１４师团右翼部队开始攻击中华门，城门被炮火击毁。少数日军一度突入城内，但被第８８师据守城垣的部队歼灭。日军第６师团左翼部队之一部沿长江东岸北进，在上新河击退宪兵教导２团的１个营，占领了水西门外的棉花堤阵地。日军国崎支队在当涂北慈湖附近渡过长江，沿西岸北进，向浦口运动。占领芜湖的日军第１８师团因转用于杭州方面，不再参加进攻南京的作战。
南京保卫战期间，蒋介石所在的武汉大本营对南京的战况也极为关注，每日均有询问及指示的电报，当蒋介石发现撤至南京部队的战斗力及士气已远不如淞沪作战，南京外围主阵地带仅防守两三天即告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突破、迫逼城垣时深感形势严峻；当得知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时，更感局势危急。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１１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顾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现在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周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１４日夜开始撤退。遂于１２日凌晨２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

南京保卫战从一开始就已是一场悲剧。国军高层在关键决策上前后反反复复，最初蒋介石决定是要固守南京，待后来发觉战况不如人意，又迅速转变为在12月11日晚电令唐生智“相机撤退”（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国军高层在关键决策上出现如此之大的反复，让唐生智很难决定是否继续坚持固守。另外唐生智之所以在南京保卫战中，始终都没有预先制定出一个有周密安排的撤退计划，受高层决策反复的影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2月12日日军5个师团对南京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猛攻。中午前后，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日军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遂即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首先简要地说明当前战况，询问大家是否还能继续坚守。与会将领无一人发言。唐生智遂出示蒋介石命守军相机撤退的电令(蒋介石曾在12月11日致电守军司令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即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命令及计划原文如下：
卫戍作战命特字第一号（地名参看三十万分一图）命令
１２月１２日１５时于首都铁道部卫戍司令部
一、　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　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日（１２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芜湖有我第７６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６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　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机、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　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　通信兵团，除配属外部队者应随所属部队行动，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坏之。
六、　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之运动为要。
七、　各部队官兵应携带４日炒米及食盐。
八、　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右令。
计附表第一、第二两纸。
附表第一为“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其内容为：
（一）　７４军由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以右地区突围，向祁门附近集结。
（二）　７１军、７２军自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以右地区向敌突围，向黟县附近集结。
（三）　教导总队、６６军、１０３师、１１２师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以南地区向敌突围。教导部队向昌化附近集结，６６军向休宁附近集结，１０３师、１１２师向于潜附近集结。
（四）　８３军于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东北地区突围，向歙县附近集结。
以上各部队突击时机为１２日晚１１时后开始，但８３军为１３日晨６时。
（五）　第２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掩护封锁线，于不得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
（六）　３６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另有渡江计划表），先向花旗营、乌衣附近集结，但３６师应掩护各部队渡江（后），然后渡江。
卫戍司令部突围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大部由正面突围，一部随司令部由下关渡江。但在书面命令分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８７师、第８８师、第７４军及教导总队（南京守军中的中央嫡系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广东部队第６６军及第８３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有口头指示为依据的部队，必然一起拥向敌人尚未到达的下关，以便迅速、安全地渡江北撤；许多未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因发现友军撤退而撤退。虽接到命令而并不知道撤退计划详情的旅、团长们也都认为上级既然要军队撤退，在下关必然已准备好大量渡江工具，因而亦皆拥向下关。

唐生智一再对蒋嫡系部队“特殊照顾”，甚至还视军令如儿戏临时给予口头撤退指示，更加重突围的混乱无序。参与南京保卫战的国军各部队除中央军蒋介石嫡系外，也有非蒋嫡系部队。在布置撤退突围计划时，为避免蒋介石嫡系部队损失过大，唐特意安排非蒋嫡系的第83军和第2军团担任南京撤退突围的殿后任务。撤退命令下达后，唐生智还是不放心，于是再次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给予“特殊照顾”，口头指示他们也可以渡江北撤，更加重了撤退时的混乱(规定第８７师、第８８师、第７４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

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如卫戍司令部第２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徐源泉于１２日下午即率其第４１师和第４８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其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渡至江北，经安徽去江西整顿。乌龙山要塞部队在徐源泉部撤走后，也于当晚毁炮撤去江北。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随同卫戍司令部及第３６师乘渡船先到江北。如第７１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８７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其第２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３６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３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由于城中各部队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１旅第２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有的将领，如第８３军第１５６师师长李江见城门无法挤过，就从门东侧用绑腿布悬吊下城出走。
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而丧生。
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燕子矶南）的“文天祥”鱼雷快艇中队（４艘）也于１２日夜驰去大通，１２月１３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１６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１６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即死于半渡之中。与此同时，日军各师已分由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处进入南京城内；原在镇江的天谷支队已渡过长江，正向扬州前进中；国崎支队已至江浦，正向浦口前进中。已渡至江北的中国军队沿津浦路向徐州方向撤退。
１２月１４日，根据中国大本营的指示，唐生智在临淮关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撤至江北的卫戍军部队改隶第三战区。南京保卫战基本结束。

国军高级将领先行逃跑和不辞而别，导致自己的部署和手下官兵失去指挥陷入混乱，是导致南京大溃败的最重要原因。唐生智布置突围撤退计划后，很多国军将领并没有回所在部队布置撤退，而是纷纷脱离部队提前逃跑。(第71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87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这些将领幸运的躲过了后来的屠杀，却让自己的部署和手下官兵自此失去指挥陷入混乱，成为毫无组织的溃兵，乃至最后被日军俘虏而无情屠杀。

从１２月１２日下午开始，南京卫戍军各部队撤退及突围的情况大致如下：
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及长官部官兵，１２日晚从下关煤炭港乘预备的小火轮渡江至浦口，得到日军已至江浦附近、正向浦口包围的情报，遂徒步向扬州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靠拢；１３日７时到达扬州时，顾祝同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驻临淮关，临行时留下６辆卡车。唐生智等主要官员及卫队乘汽车至滁州转火车，于当晚到达临淮关。
在司令部渡江后，第７８军、第３６师亦于煤炭港分批乘船渡江，至乌衣集结，尔后乘车去蚌埠，又转信阳去江西萍乡整顿。
在叶肇及邓龙光两军长参加会议后，第６６军及第８３军（均为广东部队）共同研究决定：不遵守唐生智令第８３军掩护其他部队突围后再于次日晨６时突围的命令，两军由叶肇统一指挥，按计划由正面突围，向指定地点转进（当时两军所属的４个师大部均在城内水西门、玄武门及光华门附近），当即下令各师“按１６０、１５９、１５６、１５４师之顺序，由太平门突围，经汤山、句容向安徽宁国集中”。１２日２０时前后，除１５６师因未接到命令外，其他３个师先后通过太平门。途经岔路口、仙鹤门、东流等地时，均遭日军阻击，第１５９师代师长罗策群率队冲击时阵亡。拂晓前到达汤山附近时，又遭日军第１６师团主力的猛烈攻击。部队逐渐失去掌握，各自为战，数百人或数十人一队，分头向指定地点转进。叶肇、邓龙光与各自的部队失散，均换着便衣突过日军包围圈。２０日前后，各师大部分别到达南陵、歙县。第６６军参谋处处长郭永镳在九华山一带收容失散的官兵约１３００余人，临时编为３个营。１９３８年１月上旬，他们到达宁国附近归队。未接到命令的第１５６师师长李江率队与教导总队等一同撤至下关，部分官兵渡过长江，辗转归队。
南京卫戍军的其他各部均于１２日下午和夜间拥至下关。第７４军组织较好，又掌握有一艘小火轮，约有５０００人渡过江北。其余部队仅有一部得以渡江，大多留在江南，遭日军杀害

国军派系林立，各派都有本属于自己的帐。在唐生智对蒋介石嫡系部队给予“特殊照顾”后，非蒋嫡系部队就开始了提前撤退，彻底将整个撤退的部署打乱。这导致的是没有撤退的部队看到友军撤退也跟着撤退，一窝蜂全部涌向南京下关渡口，由于通往下关的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最终使城内完全陷入混乱。如徐源泉的第2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12日下午他们就坐船提前渡江至长江北岸；广东的第66军及第83军也是未按照指示的撤退时间而提前进行突围。

１２月１４日，日军山田支队占领了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天谷支队占领了扬州，切断了大运河；第６师团一部进至下关；国崎支队占领了浦口，切断了南京守军的一切退路。麇集于燕子矶、下关沿江一带及八卦洲、江心洲中未撤至江北的大量中国官兵都成为日军的俘虏。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第１６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记中记载说：“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全部解决。”第６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更向士兵宣布“解除军纪三天”。在占领南京城的前６个星期内，日军野蛮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俘虏数万人、平民２０余万人，总数达３０万人以上。
日军进入南京以后，就开始以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１３日，第６师团枪杀了从水西门至下关途中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第１１４师团刺杀了在雨花台俘虏的１３５４人；１４日，第１６师团在中华门外枪杀了在中华门内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在此前后，国崎支队在浦口和江心洲枪杀了俘虏的３０００余人；１７日，山田支队竟在上元门以北江岸，将在幕府山及八卦洲一带俘虏的１４７７７人分两个场所一次枪杀。由于这种屠杀是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示意、由“上海派遣军”及第１０军司令官下令执行的，所以参加进攻南京的各部队都犯有集体枪杀放下武器军人的罪行。因此，被杀害的中国军人在感到死难临头的时候，无不深悔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以致惨遭杀害。也有的军人不甘心俯首受杀而进行了反抗，如山田支队屠杀幕府山的俘虏时，有的俘虏大喊快跑，有的俘虏夺取押解日军的枪支进行反抗，曾打死日军官１人、士兵８人。可惜他们的觉悟已经晚了。
残暴的日军不仅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而且毫无人性地集体杀害手无寸铁、并未战斗的平民：１２月１４日，在中山码头枪杀难民及非武装军警７０００余人；１６日，又在中山码头屠杀难民５０００余人；就在松井石根举行入城式的第２天——１８日夜间，在草鞋峡一次枪杀男女老幼及部分俘虏共５７４１８人。至于任意乱杀平民以及强奸、抢掠等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采访见闻。其中有一段著者与《读卖新闻》上海分社联络员武田和畦崎的谈话：“俘虏有１０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这个命令是事实，山田旅团长（即在上元门屠杀万余名俘虏的山田支队长）……１２月１５日就处理俘虏一事，派本间少尉去师团，得到‘收拾掉’的命令。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问究竟杀了多少人?回答是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一扫而光。”当时在南京的外国记者都目睹和报道了日军的暴行。如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在报道中说：“日军占领后三天内……大规模的抢劫，奸淫妇女，屠杀普通居民，将居民从家中逐出，成批地处决俘虏，抓走成年男子，使南京成为一座恐怖的城市。”连倾向于日本的德国驻华官员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也认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南京保卫战可谓国军自成立后遭遇的最惨重失败。日军用极低的交换比让10余万国军在南京损失殆尽。虚弱的南京城制造了太多无谓牺牲。72年后的现在，尽管各类“南京”题材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层出不穷，但遗憾的是很多作品都没有去真正反映历史。在这些作品中，为了去体现南京城中所谓的抵抗意志，充斥着各种经过人为杜撰和放大的“积极”抵抗，却集体将这段真实历史“选择性”遗忘。这样的“南京”并不是真正的“南京”。
历史不应被回避，否则只是懦弱和胆怯。正视历史，才会让国民真正平添一份勇气。真正认识“南京”，需要知耻而后勇。

时间：周五出发，周日返回；

工具：打折机票，去海航北京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返回联合航空萧山国际机场。去机场大巴，回由于时间掌握得不好，11点的飞机，9点坐上武林门机场大巴，担心堵车后换乘私车至机场。机场大巴从机场到杭州武林门时间应1小时左右，但由于去机场要中途停2个站，又可能堵车。乘私车120元，大约40分钟到机场。看沿途情况应不堵车，但司机挺热情（帮忙把我们已经买的机场大巴票处理掉了），而且花钱买个踏实也值当。此处建议，从杭州去萧山机场应提前2个半小时登大巴，否则打车去机场比较可靠，如果3人以上更划算。

住宿：体育场路莫泰168，感觉由于是新开张，设施较新，也较干净。网上诟病的卫生间玻璃墙，由于俺和老婆去的，倒喜欢这情调。估计要是两个同性就变扭了。还有一个值得推荐的地方是，旅店不在街边，和主干道隔座楼，而另一个方向为一小学，因此外部环境还算安静。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隔音确实差点，夜里情侣的呻吟吓到俺老婆了。房费大床房198/天，办会员卡减20/天，会员卡办理费50元，共住2天，共406元。莫泰168早10点到晚6点为半天。

行程：由于纯自由行，老婆主要到灵隐寺烧香，因此安排较宽松。周五到杭州后，下午坐公车至西湖，过断桥信步游览，至秋瑾墓返回。徒步沿凤起路找餐馆，发现网上推荐的知味观分店，于是在此吃了顿。西湖醋鱼、酱鸭还有豆腐煲（名字忘了，豆腐、臭豆腐等做的煲）等。醋鱼老婆不喜欢吃，酱鸭很咸。最终感觉菜量还行，就是点的不太合口味，个人感觉人均35完全拿下。饭后走回旅店，途中经过几家蛋糕店买的第二天早点，睡觉不提。周六，早8点多出发去灵隐寺（此处建议再早点比较好，一是凉快，二是人少些），烧香为主，本人不信神佛，主要任务给老婆捧香，奉香童子，哈哈。这里对杭州旅游设置提出点批评，到灵隐寺烧香，必须先买飞来峰的门票３５元，然后再买灵隐寺的门票３０元。这让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费解，如果仅想去灵隐寺也必须先买飞来峰的票，在我们讯问的过程中就有不下３个游客讯问相同问题。其实进景区就发现沿去灵隐寺的路左边就是飞来峰主要景观摩崖石刻。个人感觉还不如把灵隐寺开放，在飞来峰入口就将２种票整合，考虑到也许重叠，票价定在５０或５５比较合适。从灵隐寺出来（没去飞来峰，老婆烧完香感觉心情有点沉重，于是就回杭州了），坐公交（此处遇到热情地导游，请看后面记叙）至市区，不行到高银路，此处确实餐馆林立，而且感觉都不错，还有很多老字号。我们在皇饭儿吃的。点的叫化鸡、墨鱼蛋、莼菜汤。这次点的还算可口，不过感觉叫化鸡作的没用心，或者说不细，没完全入味，鸡骨也未酥软。墨鱼蛋纯粹好奇点的，没啥感觉。莼菜汤也是好奇，不过莼菜口感爽滑，感觉不错，于是出来就在路口买了点带回家。吃完出来，游览河坊路，主要是小商品和老字号。基本没有什么感兴趣的，由于又晒又热，下午３点多就早早回旅店了。顺道提提听说的杭州天气，６月中旬进入雨季，持续至少１个月，此期间不宜旅游，好时候为春秋（哪都是，哈哈）。晚上休息够了出来找碗饭，走到路口发现一个九百碗，此为网上推荐的吃面的馆子，老婆胃口有点欠缺想吃点面，于是就在这解决晚饭。面还好，味道一般，总体还算可口吧，实在不能和山西或陕西的面比。顺道记录九百碗名字的来历：“２０公斤上好原骨，６公斤的火种（？），加上９００碗秘制香料包，沸腾２４０分钟。”吃完面在杭州路上和老婆压马路，最后走到８５度买了点面包当周日的早饭，走累了返回旅店，睡觉不提。周日早结帐，时间没掌握好，去机场稍危险，没坐大巴。下午到京。

感想：

1. 杭州公交建设较好，几乎所有旅游地点都有公交站，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倒车就能到想去的地方；
2. 杭州市政建设很人性化，本人去时城市开始在十字路口搭建为行人和骑车人使用的遮阳篷；
3. 杭州市很干净，这和市民素质直接相关。绿化很好；
4. 杭州人很热情，在灵隐寺返回市区坐公交车等车时。我们在站牌前犹豫坐哪个车，旁边的导游，主动指导我们坐车路线和下车站点。而且还推荐我们一条游览线路（此导游在这个过程中无任何收益，纯帮忙性质），虽然我们最终感觉太赶、太消耗体力就没去，但此导游的热情使我们深受感动。另外，我们在公交车上看何时下车时，交谈过程中提到买点纪念品时，旁边马上下车的杭州大姐主动告诉我们到何处更好，甚至大概价格也告诉我们，真是好人。自此，我对杭州人的印象极佳。
5. 浮力森林个人感觉没有网上说的好，品种太少，相对而言，85度十分可口，感觉很好，而且晚上8、9点还有新面包出炉。强力推荐；
6. 九百碗没有想象好，也许是因为俺吃的山西的面更习惯；
7. 萧山机场需要改进，感觉有点乱；
8. 美女很多，很好的风景。当然此仅为风景，老婆要放心中^^。

　　21世纪前半叶，大国间全面战争的安全威胁减弱，但是恐怖袭击、自然灾害、疾病传播、跨国犯罪等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日益凸显，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对我国内卫部队建设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以为，立足国家安全战略全局，着眼武装力量建设统筹发展，建设与形势要求相适应的内卫力量，已经成为一项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我国武装力量的主体和核心，其数量、规模、装备和训练必须首先满足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这一根本目标。在和平时期，军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针对未来战争要求，抓好军事训练，提高部队核心军事能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抽调军队成建制、大规模、长时间地遂行安全保卫、抢险救灾以及其他非训练性军事行动，体现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但是毕竟从客观上会对部队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战备秩序造成影响。尤其是在军队信息化水平日益提高，高技术装备比重日益增加，战斗力形成周期不断延长的发展趋势下，中国常备军部队的军事训练就必须更加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和有组织性。而从2008年军队执行的各项任务来看，除了北京奥运安保任务经过充分的计划组织外，其他任务，比如抗击南方雨雪冰冻灾害、“3•14”藏区维稳和“5•12”抗震救灾等都属于重大突发性任务，担负这些任务，从客观上必然会对军队正常的工作安排造成冲击和影响。

　　笔者以为，最终中国应当通过加强内卫部队建设，来有效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突发事件”。

　　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实现军队与内卫部队建设上的衔接配套，已经成为提高武装力量建设效益的重要手段；加强军队与内卫部队的联合训练，已成为各国增强武装力量综合运用效能的基本途径。举例来说，美国不仅将国民警卫队作为保卫本土安全的主要力量，而且将其作为美国作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了美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总计划，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联合训练机制。这不仅增强了其对内维稳能力，而且使其具备了在战场上配合战斗部队有效遂行作战任务的能力。此外，俄罗斯也吸取了车臣战争中俄军与内卫部队联合行动不利的教训，加强了联合训练的组织。

　　今后，对突发性情况的常态化应对是中国面临的安全发展趋势，武警部队的建设必须与这个趋势适应。首先，要统筹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建设发展。在军队保留足够地面兵力的前提下，要继续将陆军摩托化部队转隶为武警机动部队，做到“寓兵于警”。这样做能成建制地保留足够的现役武装力量，继续保持深厚的国防潜力。

　　其次，要加强一体化的国防信息系统建设，高效、协同地应对非传统安全。信息网络已经成为连接各个作战平台的作战要素，是整体作战能力的桥梁与纽带。脱离了一体化信息网络的支持，孤立、分散的作战力量就失去了实际军事价值。需要注意的是，从近年来一系列的非战争军事行动的组织与实施来看，建立一体化的军事信息系统，是统一指挥各方力量，有效组织联合行动的重要前提。从国家战略层面看，统一国防信息系统建设，确保各武装力量之间信息互联互通已经迫在眉睫。▲ （作者是国防大学博士研究生，武警少校。）

所谓专家原来是位武警少校，怪不得有这样的奇怪想法。首先，武装警察作为国家的内卫部队，肩负重大国家使命，但不应超越其职责范围，所谓家法不能大于国法。新的历史时期，不断赋予武警部队新的任务，比如反恐、反毒、反黑、保卫要人等等。有些是严峻的挑战如反恐，远远超越创建之初的设想和职权范畴。但这是如作者所说的“刻不容缓”的危机吗？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斗争，武警要一肩承担？作者所例举的反恐、防灾、防疫、反黑等在国际上也不全是内卫部队承担的职责，如目下的阿富汗战争就是美军的反恐战争、而任何国家发生类似512的大规模灾害当然会动用军队，虽然军队首要任务不在于此，但这些也是重要职责。何况，从某方面说，执行抗灾等国内任务也是检验部队快速反应、迅速集结、立即投入战斗的不可多得的实战机会，对我军建设利大于弊。

军队建设，军事斗争准备固然重要，但是否就应排除其其他社会责任？国家主席也同时是儿子、丈夫、父亲啊。这种割裂军队与社会的做法，无疑会使军队边缘化，造成其自成集团，反而导致威胁社会稳定。另外，314事件，目前武警力量完全足够，不能把我政府的宽容作为软弱的姿态，更不是盲目扩充武警力量的借口。当然，针对更具威胁的事件如国际泛滥的恐怖袭击，适当的、有限的、小范围的、有针对性的扩充武警反制力量也是必须的。

作者把美国当例子，说国民警卫队和正规军的联合训练。而这正说明，美国民警卫队和正规军的职权有差异，因此在某种情况下需分工合作执行任务。而联合训练的目的和平时期也不是将国民警卫队当作正规部队的新兵营。如果按作者想象，岂不是国民警卫队是美正规军的二线部队。而实际，国民警卫队是不允许出国执行任务的，即使其武装力量十分强大，坎比国际二流军队。大家不会看到美国驻境外基地门口用国民警卫队把守。

和平时期，作者的“寓兵于警”想法简直惊世骇俗。作者不会是想把中国建设成苏联一样的警察国家，搞白色恐怖统治吧，那我们岂不是被朝鲜颠覆了？国防潜力的建设就是把部队换装成警察？那照这意思“藏兵于民”不是更好？像瑞士一样全民皆兵、人手一枪更彻底？

信息时代，资讯无异也是国家资源的重大组成部分，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恐怖份子掌握则知道机场安检的漏洞，制造911；而我安全部门掌握则能在恐怖份子策划阶段将其一网成擒。可见信息或者情报的重大价值。另外，资讯共享可迅速提高联合行动的效率，是包括部队在内的所有大型组织的力量倍增器。国防、安全等的信息系统建设才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资讯就是力量，当力量过分集中则导致独裁，这是十分危险的，可参考美国电影《鹰眼》。

告别政治挂帅-1979自卫反击战与解放军转型
美国陆军作战学院《以史为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节选
作者：爱德华·C·奥多德   小约翰·F·科尔贝特
坦装.新军事2009.05-06  辛文宣编译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对越自卫还击战爆发30周年，这篇编译的文章可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了解这场战争对解放军发展产生的影响以及审视我军暨此进行的军事变革。
    1979年发生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对解放军在日后30年改革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对于这一点，美国陆军作战学院在新近出版的《以史为鉴：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一书中有所体现，作者爱德华·C·奥多德(Edward C．ODowd)和小约翰·F·科尔贝特(John F.Corbett，JR)通过探讨解放军在这次向越南发起的突击行动中获取的经验，并试图为以下结论找到证据，即1979年中越之战的经验教训决定了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方向。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奥多德和科尔贝特不仅分析了解放军广州军区步兵学校1979年编撰的相关报告(即《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干部工作资料汇编》)中总结的中越自卫还击战作战经验，还深刻探讨了解放军军事科学院199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年》一书中所总结的经验。上述两份资料充分证明，解放军一直都在认真分析研究这场短暂而血腥的军事行动，从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对其正在实施的新军事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奥多德和科尔贝特特别指出，把握中国从中越战争汲取的经验教训的过程，对外界了解中国新军事变革的节奏与方向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本文并不代表译者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材料，仅供读者参考。
    中越战争经验教训
    1979年2月17日凌晨5时，至少30个师的中国军队迅速越过中越边境，与躲藏在防御工事中、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越军展开激烈交战。中国是在越南刻意恶化双边关系、不断边境挑衅后发起进攻的。解放军的任务是通过教训越南，使其收敛扩张势头，客观上支援遭受越南侵略的柬埔寨。中国的作战目标是攻占越南的三个省会：老街、高平和谅山。此外，解放军还对越南沿中越边境一线的大约25个较小市镇实施袭击或佯攻。解放军最终攻占上述三座城市，但越南5个师的正规军和地方部队也使解放军在人员和物资上付出一定代价。3月5日，中国在解放军攻占谅山后宣布从越南撤军，此后的作战行动又持续了10天，中国最终于3月16日完成了从越南撤军。
    中国从这次历时较短的残酷战争中汲取了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广州军区步兵学校的教员和学员从独特视角出发，对1979年的中越战争进行了研究。根据广州军区司令部的命令，该校教员和学员被派至从广西方向对越南进攻的部队中。该校干部和学员随41和42军参与攻克高平的作战行动，并随43和55军参与进攻谅山的作战行动。当时分配至参战部队的该校人员在学校内都曾按照解放军的传统方式接受作战训练，并在这次战争中亲眼目睹了解放军的实际作战情况。因此，他们对作战行动观察的相关记录，在外界理解和掌握解放军对越作战经验教训方面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该校干部战士随上述4个军参战时所发现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一、进攻越南的部队所采用的步兵基本战术非常单调。虽然步兵部队英勇作战并付出巨大牺牲，但解放军所偏好的大规模步兵进攻在作战中常陷于不利。一位姓韩的学员曾担任代理排长，率部攻击480高地(地点不详)，他在遇到上述问题的情况下试图采用新战术予以解决。在攻击该高地的最初行动失利后，他将所指挥的排分成若干作战小组重新实施攻击。在进攻行动中，他命令其中1个作战小组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其他作战小组向敌军开火。他所指挥的部队在损失很小的情况下推进至距越军防御阵地很近的区域。在摧毁越军防御力量的时机成熟时，这支部队在适当的进攻位置已部署较多的攻击力量。由此在发动步兵进攻的关键时刻，通过将大规模冲锋转为小规模火力和机动攻击，有效地改变了作战力量对比的平衡。
    二、解放军炮兵力量未发挥有效作用。一些炮手未掌握测量射击距离和计算射击参数的方法，炮兵无法提供有效的间接射击火力。解放军炮兵只局限于对越军具有明显地形特征目标的攻击或实施大规模的掩护射击，或对较小目标只能实施不太准确的射击。解放军当时显然缺乏一套“呼叫火力支援”的程序。因此，解放军炮兵部队并不比拿破仑时代或美国内战时期的炮兵具有更高的攻击成效。这种状况使步兵学校的两位教员深感吃惊，他们此后为炮兵官兵讲授了射击课程，教他们如何提高火力攻击的精确性。
    三、解放军的野战工程技能较为落后。虽然越军在作战兵力的对比上处于很大的劣势，但他们至少在部分程度上通过构筑坚固掩体并在掩体周围布设地雷等手段，缓解了其在作战兵力上面临的不利形势。在这场战争中，步校学员们发现，解放军战士(至少是43军所属战士)很难探测和清除越军埋设的地雷。当43军所属部队试图夺取627高地(位于谅山以西约5千米)时，两名步校学员发现，与其随行的解放军战士不知道如何探测和清除通往越军阵地道路上的地雷。这两名学员帮助解决了这一问题，在排除了23颗越军地雷后，解放军部队恢复进攻并成功夺取该高地。在其他一些地区的战场上，步校的教员和学员也帮助进攻部队紧急修筑桥梁以渡过江河。
    四、地面测向是解放军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据步校的报告称，该校1名教员发现，解放军某团因指挥员缺乏地形和识图常识而无法执行所赋予的作战任务。该报告没有明确指出这位教员是如何挽救这一糟糕局面的，即他是教这些指挥员如何识图还是亲自帮助进行测向?但是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都很难让人理解的是，一支未掌握测向技能的部队是如何被上级视为已作好了相应的战斗准备?
    五、解放军后勤保障系统也缺乏成效。步校的教员和学员发现，这场战争的艰苦性包括了下述问题，即官兵们在10天左右就会磨穿一双军鞋和穿破一套军装。虽然对于绝大多数拥有作战经验的士兵们而言，这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作战意志，但仍然引起了步校学员的思考。此外，步校起草该报告的人员没有记录一些参战部队缺少食物和饮水的情况，原因是要么步校学员自己忍受住了这种生活不便，要么是有意忽视了该问题。越军在防御解放军进攻行动时，在这方面得到了事先没有预计到的“帮助”。在战争爆发后不到一周同时也是战况最激烈的时刻，解放军部队开始向上级报告缺乏粮食和饮水的情况。隶属于55军的53514部队当时正在攻击谅山附近的一个重要高地，该部队报告称其上级部门已有数天没有提供食物了。另一支也隶属于55军的部队也报告说出现了缺粮缺水的情况。此时，解放军干部表现出了“英雄主义气概”，把剩余的最后一点食物和饮水留给了普通战士和伤员。解放军的后勤保障系统虽然将其保障线延伸至越南境内4～5千米，距离凭祥的列车编组站也仅有30千米，但后勤保障工作显然缺乏成效。虽然上述后勤保障问题发生在谅山战区，但在其他战区(如老街和高平)也存在同样情况。
    步校在其报告中列举了许多已“汲取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对解放军在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应采取的措施捉供了建议。据这份报告称，解放军有必要实施切合作战实际和具有真实性的战术训练；应重视战术和军事课题，因为这些课题是军事战术的基础所在；训练工作必须提高要求和严格实施，并与解放军在作战行动中将面对的地形条件相适合；有必要在训练中使用“实弹”等等。概言之，该校报告的内涵是建议让部队重新回到“以军事为根本”的道路，严格的训练和基本作战技能才是取胜的关键。
    该校提出的解放军在作战表现方面出现的问题，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指明了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方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规模在1979年中越自卫还击战及1981年邓小平重新主政后不断扩大。鉴于篇幅原因，本文未叙述解放军自1979年的中越战争以来所有方面的发展，而仅对步校上述报告中提出批评的方面进行简要的探讨。
    改进措施
    步校的报告认为，基本战术、炮兵攻击技能、野战工程(如扫雷和紧急架桥等)、地面测向、后勤保障以及实弹射击训练等方面都是解放军当时的薄弱环节。那么，解放军采取了哪些措施予以改进呢?
    中越战争结束后，解放军改进了步兵战术训练，即高度重视“步兵技术训练”。解放军采用与外军相似的做法，在步兵训练中把主要的战斗任务进行分解，并通过完成这些，任务培训步兵的作战技能。为取得胜利，解放军步兵需在战场上完成五项任务，即具备射击、投弹、爆破、构筑工事和拼刺刀等作战能力。这五项任务中的每一项又被进一步分解。如为捉高射击准确性，步兵必须熟练掌握各种轻武器、了解射击原理、能够判断战场、气象和地形条件对射击的影响，以及把握每天不同的时间对枪法的影响等。这些简单的基本作战技能是解放军向原来的步兵技术的一种“回归”，是对林彪主政时期以片面的“政治挂帅”衡量士兵模式的一种纠正，这种模式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尤为盛行，并阻碍解放军在中越战争中发挥战斗力。
    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末，解放军仍未完全恢复其战术水平。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哈兰·简克斯曾在80年代初出版过研究解放军的专著《从步枪到导弹》，他在该书中批评解放军当时在与敌对抗时仍采用大规模的步兵近距攻击战术，并将这种战术形容为“紧靠”敌军防御阵地的战术。他之所以对解放军提出批评，是因为这种战术限制了解放军运用火炮和飞机，即采用现代化多军种联合攻击方式的能力。
    在步校报告的写作者看来，解放军炮兵的表现没有达到应有水准，该兵种没有给实施机动的部队提供灵活的“呼叫式”炮火支援。炮兵人员缺乏精确测量、计算射击诸元以及与机动部队保持通信联络的能力。解放军采取了与改进步兵战术相似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即把炮兵的作战任务分解为一些基本任务，并针对各项经过细分的任务分别进行相应的训练。此外，解放军还力图在掌握火炮性能、射击程序、侦察、选择合适炮位以及改进通信联络等方面取得进展。如果解放军炮兵掌握了上述技能，那么其地面作战力量的作战成效将会产生巨大的进步。
    要想确定解放军当时在野战工程和地面测向水平方面的提高程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采用了“实弹射击”训练，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解放军步兵对地雷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炮兵则研究了侦察和测量问题。但他们是否已掌握了足以改进解放军战场表现的知识?当时召开的各种会议和大量报刊文章都包含有类似于以下文字的内容：“参加(广州政治工作)会议的同志认真研究了如何基于实战改进军事训练，以及如何最有效地提高战术水平等问题。大家都表示要与实战相对照……研究所有军事训练课目和有效地开展训练……”如果解放军确实按照诸如此类的会议上确定的目标提高其“战术技能”，它将会在建立一支有效的地面作战力量方面又一次取得大幅度进步。
    初看起来，解放军当时的后勤保障工作存在着一系列问题。解放军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部队共有30个师，每个师每日约需500吨各类补给品，日需补给的总量为15000吨。解放军需用卡车运送所有这些补给，而解放军当时拥有的最大型卡车(“吉尔”151、“吉尔”157和“解放”CA—30)的载重量仅为4．5吨。因此，解放军为保证其进攻部队的作战行动正常实施一天，就需动用3030辆卡车运输补给。解放军师级部队都拥有卡车，但这些卡车主要用于运输弹药和其他重型武器装备，并不是专门用于运输补给的车辆。此外，执行战术任务的部队未编制运输团和运输营。如果部队动用卡车运输粮食、燃料、补给和弹药，就无法牵引火炮和运输野战工程物资或架桥装备。
    解放军后勤部门当时仅拥有少量的独立运输团(每个团拥有702辆卡车)，农用车、驮马和民工填补了运输需求和实际能力之间的空缺，但同时控制这四种运输方式对于解放军后勤部门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因此，食物、饮水和弹药通常很难在适当的时间抵达适当的地点。这些管理上的问题是后勤系统失效的具体表现。令人奇怪的是，步校的教员和学员并未以一种更强烈的批评方式指出后勤保障方面存在的问题，而仅是简单地提及了用于替换的衣物短缺的问题。
    解放军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实施的另一项改革(虽然显得不是那么引人注目)是对作战部队的运输力量进行了全面改造。绝大部分步兵部队目前都实现了“机械化”，这意味着这些部队都配属有足够的卡车用于自身的运输。绝大部分担负后勤保障任务的运输部队(通常是团级部队)也都更换了性能更好的卡车并增加了车辆数量。
    上述变化使解放军最终组建了由诸兵种合成的集团军。1985和1986年，解放军调整了“军”级部队的组织结构。如前所述，在老的军级部队编制下，其配属的后勤和运输力量极为薄弱或根本没有，因此不得不请求独立运输团、农用车、驮马和民工提供的支援。对于作战指挥员而言，管理这些支援力量是非常头痛的事，而新的集团军编制解决了此类问题，这些集团军是解放军第一批配属有后勤部队的作战力量。
    解放军史学家的评估分析
    近年来，解放军的分析人员和军史学家一直在思考中越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某些方面得出的结论与上世纪70年代末的评估有所区别。1997年，为庆祝解放军建军70周年，中国军事科学院出版了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年》的专著，该书用部分篇幅深入分析了解放军在中越战争中出现的问题。
    解放军军史学家将这场战争视为一次巨大的胜利，称指导这场战争的国家政策是“强有力”和正确的。解放军突入越南境内，成功地攻击和占领了越南四个省(莱州、谅山、高平和黄连山)的21个县(镇)。据军事科学院的军史学家称，所有作战行动都是按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实施的。接下来，军史学家们转而探讨解放军在此次战争中出现的问题。他们指出，解放军当时的参战部队中具有实战经验的士兵很少，因此部队的战役准备不够充分。此外，解放军实施的野战训练强度不足，因此规模较小的基层部队的指挥员缺乏足够的军事技能。概言之，土兵的军事素质非常低，战术又缺乏有效性，而且协同作战水平不足。
    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军事科学院的军史学家们指出，解放军的“编制不合理”，而且需要配备适应现代战争的武器装备。虽然解放军在这次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装备基本与越军相同，但军事科学院的学者认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不配套”。他们还指出，解放军在使用民兵力量方面也应汲取经验教训。
    所有问题的根源是明确的，据军事科学院的军史学家们称，“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四人帮”等破坏了解放军的光荣作战传统，致使解放军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没有表现出一支有效作战力量应有的素质。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与80年代相比，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战略和军事形势。苏联于上世纪80年代末解体，中国与越南之间的长期“冷战”也于1991年结束。中国意识到新的挑战，解放军也认识到从消耗战和运动战的作战模式转向“基于成效的作战”模式的重要性。1991年海湾战争后，战争的内在本质发生了变化，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在重新评估其军事优势和作战能力。
    美国兰德公司的政治学家詹姆斯·C·穆尔维隆在一项名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职业化：发展趋势和启示》的研究项目中，探讨了处于素质提升阶段的解放军军官队伍的情况。他通过详细研究400多名解放军高级军官的个人经历得出结论：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露锋芒的一些解放军军官，比1979年中越战争时的前辈们具有更高的文化程度，具有更好的专业化水平，同时也更加年轻。穆尔维隆也发现，在这些解放军高级军官中，具有作战经历的人员很少。2002年中共十六大选举的中央军委委员级的高级军官一般都拥有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历，次一级的高级军官大都在中越自卫还击战以及此后的中越边境冲突中具有参战经历。从解放军目前的情况看，拥有作战经历的军官人数越来越少。穆尔维隆指出，在他研究的解放军高级军官中，只有46％的人具有作战经历。然而有证据表明，目前的解放军军官至少在受教育程度、年龄和训练等方面优于以前的军官。根据穆尔维隆的研究，到1994年，79％的解放军领导人都接受过某些形式的高等教育，而1979年中越自卫还击战时的高级军官，大都于上世纪50和60年代入伍，他们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人很少。
    与以前相比，上世纪90年代的解放军军官也具有了更强的专业性，年轻军官的专业化水平比年长军官更高。在实施不断改进的退休制度后，解放军每个层次军官的平均年龄都有所下降。穆尔维隆发现，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中央军委成员的平均年龄下降了13岁。根据他的相关研究，到2004年，解放军高级军官的年龄至少比其所任职务的最高服役年限低6岁。
    军事科学院的分析人员认识到，解放军1979年对越作战的经验教训表明，训练工作是中国军队的薄弱环节之一。在整个上世纪90年代，训练改革一直都是解放军优先考虑的重点工作。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在进攻谅山、高平和老街的作战行动中也认识到了这些(因训练不足而产生)问题，因此随后开始实施一系列新的训练课目。上世纪90年代至今，这些新训练课目不断增加。
    在上世纪80年代，外界关注的解放军单一军种的演习通常每两三年才举行一次。从1991年始，分析人土观察到解放军每年举行10—20次演习。与此同时，演习的复杂程度地在增加。解放军放弃了单一军种和相对静态的演习，代之以大规模的多军种和多兵种联合演习。为使这些演习训练工作更加具有实战性，解放军经常在战时可能会发生对抗的地域组织演习。演习的训练模式也发生了变化，解放军更新了战术、基层部队指挥和军事技能等方面的训练内容。如果说解放军现在拥有了一支素质更好的军官队伍，那么经过改进的训练课目是提高这些军官指挥能力的最佳途径，并由此避免重演中越战争出现的作战失误。
    在1979年中越战争期间，解放军尚未建立士官队伍，而公认的是，土官是发挥小规模部队战术作用的“催化剂”，当己方部队距敌军仅有几米时，士官在关键时刻更能激励和引导普通士兵。近年来，解放军的一些士兵在义务兵服役期满后转为土官，虽然外界并不了解这些土官的素质，或其能够发挥的作用，但确认他们的存在可能是解放军在战术领域的进步之一。
    中越战争在战术方面的基本教训是，解放军运用的战术更大程度上更类似于以前的大规模步兵攻击，而不是现代化陆军所采用的火力和机动战术。军事科学院的学者们是否注意到这个问题?解放军是否已解决了这个问题?外界对于解放军上世纪90年代的战术所知甚少，一些学者试图进一步理解和把握解放军的战术，但他们作出的解释通常仅限于一些描述解放军相关行动的最新词汇，并没有实质的解析。
    解放军的编制改革
    “编制不合理”虽然只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学者的一句简短评论，但其中却蕴藏着深刻的内涵。军事编制并不是为阅兵而制定，它必须在战场上能发挥作用。解放军之所以在中越战争中缺乏合理的编制，主要是因为在长期缺乏与外敌对抗的环境下，一直沿用老式的编制体制。
    中越战争后，解放军采取了几个步骤改进其编制体制。1985～1986年，解放军将其36个军整编为24个集团军。这一变革促使以前分散的机动作战、火力支援、战斗支援和战斗后勤支援力量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由于集团军只有一名军长和一名参谋长，因此部队的训练和部署可协同一致地实施。集团军的组建是使解放军编制合理化的重要步骤，它解决了曾在中越战争中困扰解放军的一些问题。
    解放军在促进编制合理化的过程中采取的另一个步骤是，将数个陆军师整编为旅。虽然解放军将师级部队(通常约13000人)压缩为旅级部队(约5000人)，显然在压缩部队维持费用方面取得成效，但实施这种部队规模的转变有着更为重要的战术原因，即旅级部队结构更加紧凑，且机动作战能力更强。而且由于是多兵种混编的部队，可迅速发挥各种力量的协同作战能力。旅级编制结构也减少了部队指挥员及其参谋人员的控制范围，这种变革将转化为更高的工作效率。
    最后，解放军还通过组建新兵种的方式来为其传统兵种步兵、装甲兵和炮兵提供支援。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末，解放军开始编制直升机和实施特种作战的旅团级部队，并以此为集团军和旅级部队提供强有力的作战支援。这些新组建的部队为解放军提供了一些可集中使用的作战力量，它们可为常规作战部队提供支援。解放军在部署这些类型的部队后，已形成了可针对未来紧急情况做出反应的“模块”化作战力量。
    解放军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各个部队层次实施重大的后勤改革。1979年，在进攻越南的10个军级部队中，有5个军不隶属于与越南接壤的昆明和广州军区。由于解放军采用位置固定的仓储系统为其作战部队提供后勤支援，因此为远离原驻地参战的大规模部队提供后勤保障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近期的改革与解放军在中越战争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直接相关，这些问题包括机动后勤保障、后勤补给程序的标准化、越级保障以及提高运输能力等。如果所有这些后勤改革能够坚定不移、充满创造性地加以实施，将大幅度改变解放军在“零售式后勤”(战场后勤补给系统)保障方面遇到的问题。
    1979年，解放军迫切需要一种机动后勤保障系统，为其远离驻地及常规保障系统1000多千米的大规模部队提供后勤支援。解放军在近年来的后勤改革中，尝试建立基于固定式仓库、“应急仓库”和“应急保障旅”的机动式后勤保障体系。这种新的后勤保障系统将使解放军具备在前沿阵地维修装备和满足作战部队后勤保障需求的能力。虽然这种新的后勤保障系统主要是为作为解放军“拳头”部队的快速反应部队所设计，但它也可用于解决解放军曾在中越战争中遇到的后勤保障问题。
    解放军对其装备零部件保障程序及调用系统也开始实施标准化管理。在中越战争中，解放军的装备及保障程序处于“大杂烩”状态，这主要因为，根据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每支部队和每个军区都要尽可能做到自给自足。因此，小规模的区域性制造企业为解放军提供了大量装备。而这些区域性企业的标准、程序和装备零部件等都存在着差异。例如，武汉辖区部队装备的迫击炮三脚架不一定能与昆明辖区部队的迫击炮身管相吻合，而建立标准化系统将有助于改善这种状况。
    除需要实施“机动或应急后勤保障计划”以及标准化管理外，中越战争时期的解放军还需要建立一种能以更快速度向作战部队提供补给的系统。为解决这一问题，解放军在部署快速反应部队的过程中，尝试“越级保障”和提高物资吞吐速度。“越级保障”可使军区的后勤管理部门与前线作战的基层部队保持直接联系。这意味着某支部队可不通过多个指挥层次而直接申请和接收补给。军区仓库可直接向提出补给申请的旅级部队发送迫击炮或无线电台电池。快速物资吞吐意味着解放军正在极力消除物资补给过程中的较长迟滞时间。
    任何后勤保障系统的关键因素是：它是否能够将适当的“原料”在适当的时间内输送给适当的作战力量。按照这条标准衡量，解放军在中越战争中的后勤保障系统存在缺陷。进入新世纪的解放军已试图纠正这些问题，这是因为那些“拳头”部队目前面临的后勤保障问题与参加中越战争的部队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只有时间才能证明这些改革的成功与否。
    中越战争的其他问题
    任何探讨解放军汲取中越战争经验教训的人士都应明确，解放军不会完全透露这场战争的所有真相。研究人员探讨的所有问题都是解放军在过去20年间试图加以改革的问题。然而，在探讨中越战争时还未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也需要得到重视，其中包括：
    一、解放军研究人员没有提及争夺制空权或近距空中支援的问题。即使越军实施了数十次空投补给行动，为其与解放军对抗的前线部队提供支援，解放军也没有探讨建立己方空中补给线或通过掌握制空权截击敌方空中补给线的相关问题。
    二、虽然解放军在越军隐蔽工事攻击下付出了沉重代价，但解放军从未提及他们自身缺乏类似作战能力的情况。如果解放军建立了类似越军“坑道司令部”(Binh ChUng DaC Cong)的机构，它是否能够在谅山切断越军退路并取得更好的战绩?
    三、1979年解放军尚未恢复军衔制，这导致战场上出现混乱。直到1988年，解放军才恢复了军衔制。
    自1979年中越战争以来，解放军已实施了很多变革，很难将特定的改革与特定的问题加以联系。不过，解放军改革的动力很多都来自于其在中越战争中的经历。但此后世界又发生了其他战争，中国对所有这些战争也进行了研究，包括英阿马岛战争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科索沃、波黑和伊拉克的战争。因此，很难区分解放军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汲取了中越战争还是近期其他几场战争的经验教训。在探讨了解放军存在的问题及实施的相应变革之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解放军改革的许多动力直接来自于中越战争，而作为整体的改革，解放军则借鉴了很多国外战争的经验。